“没有电，国家就发展不起来”。这是少年刘大响在物资匮乏年代的深刻感触。中学时，他就立志报考清华大学电机系，要为建设电气化事业做贡献。然而，一次选择却改变了他一生的轨迹。高三时，北京航空学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作为国防院校之一，选拔优秀高中毕业生。学校要求刘大响将北航填在第一志愿。1955年踏入北航的那一刻，他也踏上了航天动力领域的新征程。

刘大响（图源：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山沟沟中的“624所”

刘大响毕业后，放弃了进入机关当管理人员的机会。尽管领导多次劝说，他仍坚持奔赴一线。1965年，他离开城市，前往大山深处的“624所”，在那里度过了长达30年的充实人生。“感觉天空像一个带孔的锅盖，把自己扣在大山里面，中间只露出那么一点点天，颇有‘井底之蛙’之感。”
这是刘大响回忆那段时光时说的，但事实上，他连感伤的时间都没有，便带领团队一头扎进了科研工作中。因为，他被任命为第十一室副主任，带领着128人的大团队，肩负起高空台设备设计和高空台、地面台发动机试验任务的重任。

刘大响（左）与“中国航天发动机之父”吴大观（右）在624所旧厂房前合影（图源：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在那个年代，新中国虽然有许多“可造之材”，但没有“技术”。因此，我国从英国引进“斯贝MK202”涡扇发动机生产技术，在国内完成地面试验后，还必须前往英国进行高空台的考核试验。“这次考核试验，你们624所的技术人员，既要将斯贝发动机考核试验搞好，又要向英国学习试验方法和经验，回国后要将我国自己的高空台建设好、调试好。”
这是出发前，副团长给吴大观的叮嘱。正因为这样，刘大响在英国的半年里孜孜不倦的学习取经，最终成功完成了考核试验。回国后，他将这次考核的经验总结成近100万字的技术资料和报告，并积极投入后续的研发工作。

1980年4月在英国参加斯贝发动机高空台试验的参试人员（前排右二为刘大响、右三为吴大观）（图源：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身先士卒的“三条措施”

没料到，刘大响与团队回国之际正值国内经济大调整阶段。高空台二期建设工程被列为“缓建项目”，经费大幅削减，原来128人的队伍也只剩下60多人。在巨大的压力下，刘大响一面安抚人心，一面思考着下一步该怎么走。“我这一辈子就奉献给高空台了，不搞出中国自己的‘争气台’，绝不离开山沟，死在松花岭、埋在观雾山。”

他强烈表达了自己的意愿后，和留下的技术骨干共同商议后，决定采取三条措施：第一，“组织收尾突击队”——从机动处借调几位老技师和原来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再招募一些当地的农民干体力活；第二：“起草《尽快恢复SB501高空台重点工程建设》项目书”；第三：“积极主动申请经费”。

高空仓抵达624所现场（图源：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终于在1995年，刘大响带领团队完成了“高空台总体联合调试”。我国成为继美国、俄罗斯、英国和法国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大型连续气源高空台的国家”。

“震”不碎的“中国心”

“我是属牛的，老牛自知使命重，不用扬鞭自奋蹄。为了让国产飞机都装上强劲的‘中国心’，我愿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离开624所之后，刘大响将重心转向推广“航空应急救援”。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在624所生活了近30年的刘大响一直把四川视为第二故乡。他敏锐地意识到本次救援过程中航空救援存在不足之处。

因此，在2009年的“航空抗灾救援体系建设高层论坛”上，刘大响提出了“会后由起草小组据此编写课题研究报告，并由院士签名方式递交给中央领导”。这份“咨询建议书”也在同年4月上旬由刘大响、顾诵芬和庄逢甘等27位院士联名上书递交到中央。

从2008年起，刘大响就致力于推广建立国家航空应急救援服务体系。尽管他较少亲身奔走于科研第一线，但他始终心系祖国、心系百姓。将航天动力所能运用的领域尽可能的最大化，共创社会福祉。

1996年刘大响（左）与焦天佑（右）获全国十大科技成就奖（图源：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勤奋、求实、创新、奉献”‍
刘大响以这短短的8个字作为座右铭，一直引领着他在我国航天动力领域的探索。他辛勤耕耘了60多年，随时准备为国家需要而奉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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