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选派留学生前往苏联

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印记

1951年，我国派出了380名留学生

其中，有375名前往苏联

为我国第一次留学高潮拉开了序幕

……

向“苏联老大哥”全面看齐！

1950年，中国与苏联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标志着国际局势迈入了新的时代。中苏两国开始在诸多领域展开合作，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携手并进。

面对当时西方国家的封锁政策，我党向苏联“倾斜”，从政治和经济各个层面积极争取苏联的支持和援助，特别是在工业振兴方面得到了“老大哥”的“全力撑腰”。

赴苏联留学人员合影

（图源：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同时，国内掀起了“全面学习苏联”的热潮。作为科学教育发展十年规划的一部分，党中央大量派遣留学生和技术考察团赴苏联及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新中国的“375壮士”

1951年8月，这375名前往苏联的留学生带着党和政府为大家准备的两大箱物品，踏上了求学之路。然而，这段留学生活并非如他们想象的那般轻松。

由于学制差异，当时苏联大学毕业生的理论基础非常扎实，有些甚至在进入研究生部之前就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或科研训练基础。与此同时，苏联学生申请研究生部的条件也相当苛刻。

相比之下，在动荡不安的国内环境中度过大学四年的中国留学生，其理论基础显得相对薄弱，在专业知识方面难免有些“吃不消”。

此外，由于语言不通、气候及饮食习惯等因素，这批中国留学生在当时过得“水深火热”。同年10月，林伯渠作为探视代表，结束访问后向刘少奇和周恩来致函，建议“在正式派遣留学生之前，应该先于国内进行预备教育”。

1953年李乐民选拔留苏预备生报考登记表

（图源：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1951年10月13日，周恩来总理批示在北京俄文专修学校（今北京外国语大学）内部筹建留苏预备部，并规定从1952年开始，留学生必须先进入预备部接受统一教育，然后才能前往苏联。

没基础，硬补！

“他们（苏联）有些专业的东西我在国内是没学过的，比如超高频电动力学，全是数学计算、全是理论式子，搞得我很苦。”

这是杨桢在苏联留学时所透露出的心声。鉴于中国留学生的情况特殊，苏联导师要求我国留学生必须先“打好地基”，将基本功学扎实。

1954年李志坚和杨桢在列宁格勒

（图源：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比如，学习理论物理专业的张礼，他的导师要求他先自学完毕“经典力学”和“相对论”；李志坚的导师，则开出了一系列的书单，要求他在两年内“补足功课”并通过审核考试，才有资格进入课题研究。

“我们国家还很穷，国家建设需要培养大批技术干部，其中包括选派一批青年去苏联等国学习。你们知道，供养一个留苏学生需花费30户农民家庭的全年收入，因此你们出国后一定要刻苦学习，如果谁在苏联考试不及格请自动卷铺盖回国。”

正是刘少奇的这番“行前嘱托”，成了留苏学生刻苦学习的强大动力。他们夜以继日地学习，希望能早日学成归国。李志坚也是因为这番话，咬紧牙拼命学，并勤练口语，在半年内便达到了导师的要求。

学成归国

1955年至1960年间，新中国历经了“人民公社”“大跃进”“反右运动”和“吃大锅饭”以及三年自然灾害等重重困难。国家百废待兴，举步维艰。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这群被称为“375壮士”的留学生陆续从苏联归国。国内动荡不安、人民遭受苦难的景象，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挑战。

这些“375壮士”回到“母校——北京外语学院”，重新学习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更重要的是，他们需要静心思考，为国家的振兴贡献力量。

或许是出于对党的感恩之情，或许是怀着拯救国家的热忱，他们在投身各自的岗位后，毫不吝啬地将在苏联留学期间获得的知识和经验奉献出来，培育新中国的“科技幼苗”。

赠予彭士禄的苏联喀山化工学院全体中国留学生签名留念

（图源：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从1951年起，一批又一批的留学生见证了中苏关系的风风雨雨。他们学成归国后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为我国走向世界科技舞台的道路上增添了许多“璀璨的宝石”。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

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

正值兴旺时期

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 毛泽东 1957.11 莫斯科

给留苏学生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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